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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均田制以前，北魏的租调制沿用西晋的做法，称为“九品混通法”。具体是：在征收租调前,县地方官员把本地农户按财产多少分为三等九品,再把国家规定的正税平均税额(每户帛2匹,絮两斤,丝1斤,粟20石,另加调往外地费用帛1匹2丈)分摊给各户,资产多的多摊,资产少的少摊。三等即是按不同等第将税送往不同地区:一等为上三品,送往京城;二等为中三品,送往其他州的重要仓库;三等为下三品送本州仓库。

    制度还行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变了味儿,主要原因是:富家隐瞒财产;官吏畏惧权势,从而造成富者纳少,贫者纳多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。在正税之外,北魏还常增加附税，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

    为了与均田制相配套，在颁布均田令的同一年，孝文帝还制定了新的租调制，废除了“九品混通”，与均田制相配合，以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。

    均田制与配套的新的租调制的实施，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。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，也摆脱了束缚，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，从而增加了国家能掌控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，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
    均田令，使北魏由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，标志着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，开始转向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。

    均田制，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。其历经北齐、北周两朝，到隋唐共约三百年，期间虽有具体实施细节的相关调整但本质未变，它奠定了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。可以说其既对北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,成为魏孝文帝拓跋宏、隋文帝杨坚、天可汗李世民等诸大帝治国理政的杀手锏。它可以抑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，保证底层农民这一最广大阶级的生存权利，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大豪强地主的实力，进一步强大了皇权，使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政权稳固。

    如果你有心仔细查阅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国的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，还能看到均田制和与之相配套的租调制的影子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这里特别提一下与租调制相关的农业税。农业税作为一个古老的税种，已经绵延2600多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国家底子薄、基础弱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例，农业税成为国家财政支持工业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。而2006年1月1日，一个划时代的春雷响变全国—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！由此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，这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    不多说了，由衷的点个大大的赞！继续说均田制。

    均田制的实施，还影响到了国防。均田制的实施，还促使诞生了一种新的兵制—府兵制。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。府兵平时当耕种土地的农民，农隙进行预备役军事训练，战时直接可以转为正式士兵打仗。有什么好处？交赋税和承担义务工时（徭役）可予以优惠或直接免除。全国负责府兵选拔和训练的机构叫折冲府。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府兵制，成了北朝兵制的基础。

    与府兵制相对应的是募兵制，说白了就是国家出钱雇佣兵，士兵成为固定化的职业军人。府兵制与募兵制孰优孰劣？各有优劣。譬如，府兵制本质是国家给你土地，你在国家需要时上战场，带有强制义务性质，故兵员来源充足。但是也有明显的劣势，就是你个拿锄头的农民突然舞枪弄棒的，临时训练上那么几个月也不专业啊。而募兵制则使士兵职业化、专业化，但是募兵制的劣势在于，一是对国家财政开支要求比较大，二是容易使得将领长期占据一支固定的军事队伍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，直接威胁到中央集权。募兵制集中实施于唐和五代时期，这个时期也是割据政权迭出的年代，充分印证了这一点。

    以上详细的介绍了北魏转方式、调结构实施的均田制，和由此带来的租调制、府兵制，后文会提到的，北周与北齐实力对比发生逆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北周坚持实行均田制，而北齐虽空有均田制的完美制度设计，但高层太操蛋，无暇贯彻落实，最终被北周反超国力，直至灭国。

    共同富裕，很重要。

    三.社会文化方面

    太和改制中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制，主要是在冯太后去世、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开始的。

    490年，一代女杰冯太后去世，临终前降遗旨--后事一切从简。冯太后去世时，年仅49岁，刚过“七七”，即使是在古代，也算早亡的。死因不详，这么多男伴，是不是得了宫颈癌之类的疾病？不得而知。

    这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祖母的死，却令魏孝文帝拓跋宏痛不欲生，五日内滴水未进。尽管冯太后遗旨中嘱咐丧事一切从简，但对冯太后的陵墓，拓跋宏仍坚持高规格、严要求。他下令将坟陵拓宽六十步，这是国君的葬礼规格。

    如果说拓跋宏是因感激嫡祖母的养育之恩，而导致他对冯太后之死如此伤感、动情，那么这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，甚至个人认为，一半都达不到，拓跋宏更应对冯太后存在刻骨的仇恨才对。

    冯太后是拓跋弘父亲文成皇帝拓跋濬的皇后，但非拓跋弘的亲生母亲。而拓跋宏是拓跋弘的长子，自然就与冯太后无血缘关系。

    北魏“立太子杀其母”的残忍政策，令冯太后成了拓跋宏名义上的祖母。拓跋宏被立为太子后，其母亲、可怜的汉人李氏被赐死。七年后，即476年，亲生父亲拓跋弘又被冯太后鸩杀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，冯太后毒杀献文帝之后，还曾动过杀拓跋宏的念头。

    隆冬时节，她把不到10岁的小拓跋宏关在一间四面透风的柴房里，只给这个小皇帝一件单衣穿着，自己则烤着火炉，与大臣们商量废拓跋宏、改立献文帝的二儿子拓跋禧的事。好在大臣们一致反对，连老情人李冲都反对，冯太后这才作罢。

    9岁的孩子应该懂事了，这个与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女人，赐死自己的母亲，毒杀自己的父亲，还差点把自己冻死，这样的女人会是自己心目中慈祥的祖母？

    既然如此，拓跋宏为何对冯太后之死表现的如此伤感，并以如此高的葬礼规格厚葬冯太后？

    我想，主要原因是，拓跋宏已把冯太后当成了一种符号，汉化的符号。他需要冯太后这样一个符号，来向群臣及天下百姓昭显他汉化的决心。政治符号的意义，胜于一切恩怨情仇，何况对方已是个死人。死人，最适合做符号。

    总之，冯太后这面汉化大旗不能倒。

    果然，冯太后去世后，拓跋宏非但没有停止汉化改革的步伐，反而将这场改革推向了高潮。

    493年，一支由30万人组成的鲜卑大军，从北魏首都平城出发，向南开进，带头的正是魏孝文帝拓跋宏。

    大臣将军们得到的命令是---南下伐齐（南方的刘宋政权已被齐所代替）。虽然他们都不同意这次劳师远征，但皇命不可违，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
    大军到达洛阳时，遇到秋雨连绵，道路泥泞，行军越发困难。拓跋宏却精神抖擞，下令继续进军。大臣们苦不堪言，按捺不住，聚众来劝拓跋宏取消这次南征。

    拓跋宏一本正经的拒绝：这次我们兴师动众，如果半途而废，岂不令后世笑话？若不能南进，就把国都迁到这里。诸位，怎么样？

    不南进就迁都？非此即彼的做选择？大臣们听了，因之前没有心理准备，一时间面面相觑，无人开口。

    拓跋宏大声说：不能再犹豫了。迁都还是南伐？

    南伐会死人不说，光这一路舟车劳顿都受不了。一个贵族终于按捺不住：各位老大，这里我最小，不好说的话我来说。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，那么迁都洛阳，我们也愿意。

    既然有人开了口，其他大臣们纷纷表示拥护迁都洛阳。

    自北魏拓跋圭定都平城（山西大同）以来，平城一直就是北魏的首都。但平城地位偏北，很难控制整个北方，同时，因北方存在柔然等宿敌，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也十分不利。

    再者，平城自然环境也不行，常年发生自然灾害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居多，落后保守势力强大，不迁都，改革如何进行？

    然而，迁都毕竟事体重大，必然会遭到众多保守派的阻拦，拓跋宏就搞了这么一出假南伐真迁都的戏。

    迁都后，拓跋宏对社会文化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。

    他下令，改籍贯迁居洛阳的鲜卑人，籍贯不得再称“代人”，须改称“河南洛阳人”，且死葬洛阳，不得回到北方落地归根。这样，便可绝鲜卑人故土之恋，使鲜卑族最终能成为中原士族。

    首先是禁止再穿胡服、说胡话，而改穿汉服、说汉话。鲜卑语是复合语，而当时的汉语是单音节的，孝文帝甚至下令把复姓的鲜卑人姓氏改为单姓，譬如：皇族的拓跋姓改为元，独孤改为刘等。

    这样，拓跋宏就成了元宏。

    元宏下令，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，倡导和积极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，自己带头儿娶了几个汉族士族大家的女子为妃嫔。而且，对汉族士族大家的闺女平等对待，一家娶一个，如范阳卢氏，清河崔氏、荥阳郑氏，太原王氏，陇西李冲之女等。

    这样的头儿，估计是个男人都愿意带。

    在皇帝元宏的示范下，鲜卑宗室和贵族也纷纷娶汉家女为妻为妾。同时，鲜卑宗室和贵族也把女儿嫁给中原汉族士族大家的子弟。

    通过通婚关系，胡汉血统达到融合，消除了双方之间存在的民族隔阂，稳固了北魏封建政权的统治。

    受汉人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，孝文帝元宏从小就对汉族的文化艺术有很大兴趣。史书传记、诸子百家他皆有涉猎，五经之义拿过来就能讲，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。

    元宏还积极创办学校，搜集整理天下书籍，教育鲜卑人学习汉文化知识。他还下令在各地加紧修建孔庙祭孔，并尊孔子后裔，给他们土地、钱财。

    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还体现在对律令的修订上。他亲自参与律令修订，并吸收了大量汉晋律令的指导思想，譬如，他下令废除了斩刑之前男女皆除衣裸体的规定，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。

    同时，孝文帝大力支持佛教，使佛教迅速发展起来。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。石窟艺术是北魏时期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，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，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建的。

    另外，驰名中外的少林寺，也是魏孝文帝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所修。五台山的佛教，亦是在孝文帝时期得以兴盛。

    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，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，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。

    在当时的北方，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，汉族学习少数民族的畜牧业技术，两者之间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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