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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人就是这样，不管事实如何，若是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，那么他做多少没下限的事都是正常的。

    但若是正好相反，那么人做事的信心和决心就会崩的十分夸张。

    一个例子：华夏古代的汉奸军队，通常战斗力都不低，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战，异族能够给他们烧杀抢掠的机会，他们就认定这是正当的。

    徐世杨前世的两个鞑子政权都是以本族为核心，汉奸为主体的组合式军队。

    但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，为异族服务的汉奸军队就成了弱鸡的代名词，不仅仅是华夏，在别的国家也是类似，伪军就没有一个有战斗力的。

    转回话题，到1798年底，随着《周史》案和大理刺驾案的结案，以及帝国强大的宣传机器对徐世杨的吹嘘，除了因为自身利益被帝国彻底剥夺而反帝国的少数人外，真正还在质疑帝国合法性的汉人已经很少了。

    而且，那些一意反对帝国的轻侠和儒士，大部分也配到边疆塞外了。

    在那里，他们没有选择，只能支持帝国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，塞外异族可以给他们最好的，也不如帝国给他们最差的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共和1798年，帝国先后流放了近十万人，秦国、晋国、楚国等内属亲王国，以及辽东、漠南、大理等新编省份都分到不少。

    这些人将成为维持边境安宁的基础，使得这些地区无论文治还是武功，都能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。

    为此，边疆省份和亲王们对这些人都十分重视，说是配，但得到的待遇一个比一个好。

    秦王用配的儒士充任王室领地的地方官僚，他们不是都觉得自己是经世之才吗？给块土地，任他们折腾实验自己的施政方针，若是能成自然最好。

    若是不成，反正秦国够大，国民以异族为主，地方上受些损失也不心疼。

    而这种事情放在国内，就没人敢做类似的实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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